昨天上午,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閉幕,政協委員姚明在搭乘下午兩點的飛機返滬前,出現在中國公共外交協會的會議室里,與他同時出現的還有政協委員鄧亞萍。雖然二人“一個讓大球出彩、一個讓小球稱霸”,但他們代表中國運動員走出國門的經歷和與外國友人的友誼,卻讓“體育與公共外交”這樣略顯生澀的主題變得十分鮮活。
  “讓公眾參與外交,把外交官、外交協會的任務交到公眾手中”,是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副會長舒乙詮釋公共外交的方式。舒乙向記者表示,中國的公共外交起步較晚,像鄧亞萍與姚明這樣的體育明星,有踐行公共外交的天然優勢及良好的示範作用。 2011年,姚明當選了上海公共外交協會副會長,“就職”時,姚明曾表示:“我時常想,即使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我們的前輩都可以憑藉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強大的包容心使得‘乒乓外交’成為可能,在今天這個開放的時代,我們有理由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2002年11月17日,姚明首次代表火箭隊出戰,隨後的10年,姚明盡可能地融入當地社會,“國外的球員多出自各大高校,那時,我每天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比如經常跟巴蒂爾一起喝啤酒,聊聊各自國家的家庭和文化,通過這種交流,我們逐漸融入了彼此的生活。”讓姚明印象最深刻的,是時任火箭隊主教練範·甘迪,“他很嚴謹,話不多但字字珠璣,是個工作狂。”這個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總是第一個到球場準備訓練內容的美國人,讓20歲出頭的姚明感受到什麼是以身作則,“他讓球員必須向這種標準看齊,我很容易接受,但自由隨意的美國球員比較難適應。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球員改變了態度,終於形成了我們隊的氛圍。”姚明表示,“公共外交就是民間外交,與大家所說的‘軟實力’相似,是幫助一個國家擴大影響力的有效途徑。”
  而正是這10年結下的深厚友誼,與原來在NBA的教練和隊友“一直保持不錯聯繫”的姚明,在退役後為中美籃球搭建了不少橋梁,涉及青少年籃球、表演賽等各層次的交流,姚明對此謙遜地說:“中美籃球本來就關係密切,從國家隊、俱樂部到學校,各個層面的接觸也很多,個人的努力只是大環境中的一小部分。”
  但對鄧亞萍而言,最好的外國朋友“毫無疑問是老薩”——在1991年世乒賽中,中國隊以2:3輸給了朝韓南北聯隊,“這是朝韓首次合作打比賽,我們雖然輸了,卻得到了‘和平獎’。”但正是這次比賽,成了鄧亞萍和當時的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友誼的開始,“那是他第一次看我比賽”。後來鄧亞萍在女子單打比賽中奪冠,翻譯告訴18歲的鄧亞萍:“薩馬蘭奇要給你頒獎”。當時還是“黃毛丫頭”的鄧亞萍在心裡琢磨“那又怎麼了?誰頒不一樣?”但當薩馬蘭奇邀請鄧亞萍到洛桑國際奧委會做客並告知她,“鄧,你是我第一個邀請到國際奧委會做客的運動員”後,鄧亞萍才真正意識到薩翁那句“你該學英文”的建議背後,是對優秀運動員的關切與提攜。
  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薩馬蘭奇再次為鄧亞萍頒獎。但在鄧亞萍還沒奪冠前,薩馬蘭奇就曾問她“你知道決賽是哪一天嗎?”似乎已經看好鄧亞萍奪冠,“有人告訴他日期後,他順手記下了時間。”1996年,鄧亞萍的亞特蘭大之夢再次成為現實。這一次,薩馬蘭奇除了為她頒獎,還在全世界的註目下,像對待自己的孫女一樣親撫了這位中國姑娘的臉頰,這一刻成為將二人友誼印入歷史的見證。在薩馬蘭奇推薦下,鄧亞萍退役後成為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委員,她也是第一位進入國際奧委會的中國運動員。
  “從我認識他到他2001年退休,老薩在做人做事和國際視野等方面給了我很多啟發。”鄧亞萍說,薩馬蘭奇曾告訴她“我(上世紀)70年代第一次來中國時,你們的衣服只有黑灰藍3種顏色。”後來對中國變化的認可以及同鄧亞萍的友誼,讓薩馬蘭奇對中國厚愛有加,鄧亞萍笑稱,“交朋友到了那個份兒上,其實不需要太多言語,就是‘你懂的’,我想,這就是公共外交的最高境界”,“像小球轉動大球的先例,要大用特用”。
  作為較早代表中國走出國門的一批運動員,雖然“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常務理事”是這位乒壇大姐大現在的頭銜,但鄧亞萍回憶,她的整個運動生涯似乎都在踐行公共外交的使命。退役後,她參與了世界勞倫斯組織,成為這個由全球46個頂級運動員組成的協會中“唯一的中國人”。在這裡,她需要到不同的洲為當地乒乓球運動員和教練員提供更高水平的指導,還要到不同的地方幫助傷殘人士或貧困的孩子,用體育作媒介,幫助他們戰勝恐懼和憂傷,這些賽場之外的體育工作,讓她深切感受到曼德拉所說的“體育擁有改變世界的力量”。
  同時,這也讓她意識到國內體育公益、NGO組織“越來越活躍,但沒有章法”的現狀,幾年前,馬爾代夫的駐華大使主動找到鄧亞萍,“這個人曾是乒乓球運動員,對乒乓球有感情,他在組織各使館的外交官乒乓球俱樂部,邀請我參加他們的比賽”,鄧亞萍欣然應允後發現,“體育是開展公共外交很好的平臺,我們有很多世界級影響力的人,但沒有充分利用起來,我相信體育能給人以心靈的觸動,只要每個人從點滴做起。”
  這對在役運動員同樣適用,“體育比賽不像電影可以回放,稍有失誤就意味著明年再來,它的真實性和生活十分切合。”姚明把賽場看作“濃縮的生活模型”,他表示:“當你在比賽時需要作出選擇時,文化背景和民族性就會在背後起作用,別人可以從你身上看出你們國家的民族性是什麼樣的,其中不乏優秀,但也有醜陋。因此,當你站在體育為你提供的交流平臺上時,展現自己,也要學會吸取別人優秀的文化。”姚明坦言,這種謙卑的心態正是奧林匹克給他的啟示,“奧運會最讓我激動的是,開幕式上1萬多運動員代表70億人入場,站在運動場中間,就像周游了世界,即便高大如我,也能感覺到自己的渺小。在競技場內外,我們還有更長的路要走。”
  本報北京3月13日電  (原標題:姚明和鄧亞萍的“外交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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